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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王家卫能拍好吗?
来源:澎湃新闻 | 时间:2019年03月27日

  文/李勤余

  视角的游移性:金宇澄与王家卫的心有灵犀

  王家卫为何对《繁花》一见如故?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金宇澄在作品开头就点了他的名:“《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接下来梳头,三七粉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王家卫虽然是香港导演,却和金宇澄一样,都是上海人。对于《繁花》里关于上海和上海人的细节描写,王家卫的理解很是到位。在2014年的香港书展上,在谈到“不响”这个在小说里出现了1000次的词时,王家卫给出了他的看法:“‘不响’代表我不讲话,但不代表不赞成不反对,只是一种态度。就是,他们很多事情都懂,都有态度,但用‘不响’作为反应。”王导的回答可谓靠谱,更重要的是,原作者金宇澄也在现场。有理由相信,在这部《繁花》上,王家卫一定是下了苦功的。

  但是,能理解《繁花》,未必能拍好《繁花》。值得一提的是,在《繁花》版权的竞逐中,王家卫方面并不是出价最高的,但金宇澄仍然将小说的改编权交给了他。毋庸置疑,这当然是出于一种认可。因为,金宇澄和王家卫的创作特色,确有相似之处。

  作者意图的不确定性,是王家卫电影的主导性策略之一,这也意味着观众可以从其作品中得出多样化的解读。和传统港片相比,王家卫更习惯于设置多重叙述者和更加游移的视点。以《堕落天使》为例,五位行为乖张的主人公共同构成了电影叙事主线。但是,影片的叙述视点始终在主要人物之间来回游移,使整部作品充满了碎裂感。与其说《堕落天使》表现的是都市男女的寂寞心情,不如说它反映了香港年轻人的焦虑感以及香港市民生活的不确定性。不必再列举更多王家卫作品,熟悉他的影迷一定都知道,这从来就是其最鲜明的创作特色。

  也正因如此,或许没有人比王家卫更适合把《繁花》搬上大荧幕。正如金宇澄所强调的,《繁花》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故事”集。说它是恢复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话本传统也好,是先锋性的文学实验也罢,《繁花》的叙事线索之繁多、叙事视角之复杂,是有目共睹的。该如何取舍?该如何安排?经验丰富的王家卫导演,自有他的独门秘诀。难怪金宇澄曾经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采访时曾经颇为放心地表示,电影《繁花》体现的“就应该是导演的全掌控,王导的许多方法非常有趣,我相信会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王家卫的主观和《繁花》的客观,能兼容吗?

  虽然由王家卫来改编《繁花》,自有其独特优势,但这并不代表万事大吉。王家卫作品可以被归类为“作者电影”,其创作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这些本无可厚非,但套用到电影《繁花》上,则有可能出现无法兼容的情况。

  回顾王家卫电影,导演对主观化叙事及其技术手段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早在《旺角卡门》中,王家卫就已在常规叙事的剧作进程中陡然采用动作升格。在《堕落天使》中,王家卫用一连串超广角镜头摄影和变形的空间,浮光掠影般的变格与音乐营造出MTV式的视觉效果。《东邪西毒》中则充斥着抽象原始的古代世界,沙漠草屋、光影变幻的转动竹笼。可以说,王家卫的镜头语言从来是超现实的,对现实的改造只为凸显一种苍凉的华丽。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重庆森林》中快餐店的前后景画格速度的不同(抽格与增格):不知所措、孤单寂寞的人物在前,喧哗骚动、车水马龙的都市在后。

  但是此类主观化的镜头和渗透在其中的情感色彩,是否适合《繁花》?这显然要打上一个问号。须知,《繁花》彻底解构了人物的深度模式,拒绝对于内心世界的追问。整部小说中,我们不仅看不到人物的所思所想,就连他们的行为动机也常常难以被理解。在小说结尾,沪生和阿宝站在苏州河畔,沪生问道: “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宝笑笑大家彼此彼此,“搞不懂沪生心里,到底想啥呢”。无论阿宝、沪生还是其他人物,他们对于内在自我描述的能力、语言与欲望,都消逝在了过去的时光里。如果说从前的人们相信自己是整个社会秩序的一部分,那么金宇澄的《繁花》则用极度冷静、克制的语言告诉我们,当代都市(上海)人的生活,可能是完全无意义的,游离于世界之外。所以,如果王家卫用其擅长的表现方式描述沪生、阿宝的内心世界,将他们的生活境遇刻画为简单化的寂寞、空虚,未免会偏离小说的原意。

  王家卫的《繁花》,怎样讲述上海故事?

  王家卫对上海元素、上海叙事一点也不陌生。《2046》《阿飞正传》中的上海身影清晰可见,《花样年华》更有一份上海风情。但以往王家卫所讲述的上海故事,更偏向张爱玲而非金宇澄。张爱玲的小说世界虽然疏离了宏大叙事,但并非没有意义。曹七巧与欲望的搏斗,是在用情爱的力量填补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空虚。但这一切到了《繁花》里,都变了样。

  在小说结尾,两位法国人准备写一个上海剧本:老上海,苏州河畔,法国工厂主爱上了中国的纺织女。法国青年安排男女主角在装满棉花的驳船里做爱,前来当顾问的沪生、阿宝却表示当时的棉花船上都养着狗。显然,前者代表的是大众文化对于上海形象的想象,而后者是金宇澄的消解与还原。

  可见,在老金看来,时下流行的所谓“上海传奇”,大多不过是一些滥俗、陈旧的套路。莫说外国人,即使是中国人,对于真实的上海同样很隔膜。近年来与上海相关的影视作品,几乎无一不是如此。一些莫名其貌的“上海味道”、上海人形象,仍然充斥于我们的银幕。无巧不巧,王家卫《花样年华》中的旗袍女郎,业已成为上海女性的身份标签和刻板印象。那么,王导能否突破桎梏,为观众带来不同凡响的感受?目前,还没有人能知道答案。

  当然,王导也有自己的独门秘技。《繁花》中的阿宝说,“人等于动物,有人做牛马,天天吃苦,否则吃不到饭。有人做猫跟蝴蝶,一辈子好吃懒做,东张西望,照样享福”。这是一种世故哲学的表述,也点了《繁花》的题:生活的荒诞和不可预测性,可能是当代上海的最大特征。而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各色人物生存境遇的荒凉、失落和无常。

  《东邪西毒》中,慕容燕只因东邪的一句酒后戏言,就痴痴等待终致发狂,而东邪爱上的却是西毒的爱人,但西毒打遍天下回到家中,却发现自己的爱人已嫁给了他的亲兄成为了嫂子。此类阴错阳差的故事,不正符合《繁花》众生的命运基调?所以,对王家卫,《繁花》的读者们有理由期待。

  不过,金宇澄也曾表示过,“看电影,也就是全面脱离书本的一种体验,文字的作用和声光电的效果,从来就那么不一样,因此以小说来判断电影,或以电影来定位小说,是过于简单的方法吧。”所以,即使王家卫的电影《繁花》与小说《繁花》渐行渐远,也不一定是坏事。或许,王导真能赋予《繁花》崭新的生命。或许,这也是金宇澄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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