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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或展望:作为一种话语的文学
来源:《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 | 时间:2019年04月01日

文/耿占春

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回望1978,那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时刻,不仅政治领域开始拨乱反正,与之相伴的是文学界也出现了许多标志性的事件,停刊多年的文学期刊相继复刊,同时一些新杂志乃至诗歌民刊也相继创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朦胧诗、标志着“科学春天”的徐迟的报告文学也都在这个年份涌现。文学将自身所携带的不可低估的精神能量释放到日益开放的社会空间,释放到整个社会心理空间。

时至1978,整个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压抑性历史时期,人们的感受、经验、记忆,一直未能得到真实的表达。在此之前,所有对社会生活和情感的表现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远离了人们的真实体验。而在运动式“文革”结束之后,人们突然获得了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权利,伴随着新的历史认知,人们拥有了表达创伤经验、痛苦情感与悲恸记忆的权利,就像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这些命名所提示的。显然,自1978年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具备了一种群体代言的社会心理功能。文学表达了要恢复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生活乃至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愿望,文学将一种普遍的渴望释放到一个曾经非常封闭的社会空间里。应该说那个时候文学携带着一种巨大的心理能量。长期压抑的社会心理所积蓄的能量的文学性释放,唤起全社会一种高度的共鸣,凝聚着一个变革初期的社会所必需的共情与共识。

文学在那个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基于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当时能够表达人们的经验、思想认知和情感诉求的只有文学话语。还没有经济学话语,因为还没有开放市场经济。没有形成经济社会,与之相伴的也没有社会学话语和法律话语,而一切都仍然暂时停滞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即使批判“四人帮”的语言也依然沿袭着前一个时期的用语体系。唯有文学话语最先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气息,并扩展着一种社会精神氛围。无论是个人困扰还是公众议题,无论是伦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各种问题,都只能诉诸广义上的文学话语。

即使如此,也应该承认,自1978年开始的新时期文学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并不只是来自它自身的成就,而今在回望发端时期的文学辉煌时人们多半是重温它的影响力而非它的文本自身。它出现在那样一个贫乏的起点,没有深刻的思想话语,甚至叙事语言都很不成熟。如果人们回头再次阅读那些小说的话或许会感觉某种失望,因为围绕着这些作品的读者发生了改变,围绕着文学的社会精神氛围已经消散。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优势在于它的整体氛围,文学实践不是孤立的,它属于社会历史势能的一部分又受到历史势能的助推。从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到普遍读者的参与都和文学实践发生着良性互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就是一种顶层设计。70年代末以前,整个国家在用一个预定真理来指导实践,无视实践本身的灾难性后果,也进一步导致对真实经验的遮蔽。在改革开放之际,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意义重大,它给了文学突破既定观念桎梏的合法性授权。与之同时,在思想理论领域则有周扬、王元化等一批学人强调实践哲学,关于异化和反对异化、倡导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讨论。这也是对之前的社会异化过程的反思和人的异化状况的检讨。基于异化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更深入一步的是李泽厚、高尔泰等人在哲学—美学层面上对主体性的讨论。而戴厚英、张贤亮、张洁、邓友梅、路遥等人表现人性复苏的小说,构成了大众直观的经验,人们在阅读、讨论、传播,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新生的希望并伴随着可能有的历史反思。连出现在1978年的朦胧诗也很快就不显得朦胧了,年轻一代人尤其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们,开始听懂了北岛一代诗人的声音。在更普及更广阔的社会领域里,普通读者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话语,《中国青年报》等发起的人生意义的讨论,那是每个普通人特别是读夜校的“被耽误的一代”都能够理解的日常语言。这一切无疑都在唤起整个社会长期被压抑的感受、激情与思考能力,激发了某种自主性或主体性的自觉。

这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及整个80年代,诗歌和文学并不是孤立的创造活动,它涉及在今天看来某种破碎的记忆和匿名状况,但当时文学置身于一种强大的历史趋势之中,文学所塑造的经验与情感,与普遍的社会心态发生着深刻的呼应,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为“拨乱反正”的政治使命凝聚了巨大的社会情感资源,而像蒋子龙等人的改革小说,也参与到启动“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势能之中。文学在很多层面与逐渐开放的社会心态发生着强烈的共鸣。当我们置身于现在回望这一历史时刻,不难发现文学话语与社会情境如此吻合的时期消失了,尽管文学史书写留下了它的踪迹,但曾经围绕着文学话语所凝聚的共情与共识消散了。现在的理论可能比80年代专业化得多,甚至也深刻得多,文学经验也比80年代复杂得多,但无论是思想理论还是文学,都失去了高度的共识与共情力,丧失了高度互动的社会历史势能。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共识与共情力所积蓄的巨大心理能量突然间耗尽了。在回顾之际的现在与80年代之间,似乎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断裂地带。

然而随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开放,尤其是多种经济形式的出现,社会空间仍然在逐渐增加,无论是社会还是大学,开始有了话语的多样性,由于某种程度上的开放市场经济学话语出现了,伴随着经济问题、经济社会出现了社会学话语和法律话语。那么以90年代之后的状况看,当个人和公众遇到问题的时候,理所当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倾听文学话语,他可能寻求的是法学家的话语或经济学家的话语,即使是某种道义或情感诉求,也会诉诸传播媒介或诉诸舆论话语。而当人们遭遇各自特殊的生活困扰或内心的焦虑时,也开始寻求心理咨询寻求精神分析师的话语。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公众与个人所寻找的是特定的专家话语。而文学话语则变成了一个非常边缘性的语言,在社会交往的多种话语系统中变成了一种次要的交流语言。

也可以说在当今分化的社会里形成了各种话语的岛屿。每一种话语都有一套专业的语汇和句法,对应一些特殊的经验领域,分析处理各自的特殊问题。由此可见,文学话语的确难以像开放之初或80年代那样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不管是作家还是读者都不再对文学抱有这样一个期待。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随着经济活动及其利益的分化而分化,人们的经验世界开始分解为彼此不同的领域;另一方面也缘于迅速发展的传播媒介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方式。那么也就是说,每一种信息方式都是一种话语的孤岛,具有“形形色色的实用性”。然而,生活世界的图景也就变得多元或碎片化,似乎没有哪一种话语能够掌握世界的整体或总体性的世界。

进入90年代之后,文学开始感受到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而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这种状况并不是唯有我们才体验到的事态。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个年轻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写道:“何种小说,何种新闻报道,何种艺术尝试能比得上当代的历史现实和政治事实?哪种戏剧中的地狱景象能比得上20世纪的一次次战争?什么样的道德谴责足以衡量处于原始积累的创痛中的人们的道德麻木?人们想了解的是社会与历史的真相,而他们往往发现通过当代文学不足以求得真相。他们渴望事实,找寻其中的意义,他们想得到可信的‘大画面’,在其中,他们能逐步理解自己。他们还想获得能使他们作出取向的价值和恰当的感知方式、情绪类型和描述动机的词汇。但这些东西,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却不易发现。”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疑惑与判断似乎依然描述着当下人们对文学的观感。那么事情是否如米尔斯所说,是因为“在完整而合适的社会科学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批评家和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成为主要的而且往往也是唯一的对私人困扰乃至公众论题的描述者。艺术的确在表达这些情感并经常凸显它们……但它尚不具备学术的清晰性,而今天,要理解或解除这些困扰及论题正需要这种学术的清晰性”①。在当代,那些有抱负的作家,似乎不会再把定型的文学样式当作唯一重要的话语方式,因而米尔斯猜测说,如果托克维尔或泰纳生活在20世纪,他们可能不会是一个作家而可能会成为社会学家。

但在19世纪末之前,在尚未出现社会学这个学科名称之前,那些创造了小说典范的作家所拥有的恰恰正是某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他们拥有史诗性的抱负也不乏认识论的雄心(包含着经济、社会、历史与神话等诸多智识内容),文学之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那样一代雄心勃勃的作家来说,是绘制极其复杂的世界观与认识论的一种形式,而且唯有文学能够提供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智识形态。他们都面对着人类社会最广阔最深邃的现实,正是通过19世纪的文学,人们得以总体性地理解现实,更富于历史性地理解“人性”。不仅作家本人如巴尔扎克自觉到要做历史的书记或“秘书”,把小说理解为整个社会的“风俗史”或包罗万象的“社会的通史”,他的读者也是如此看待文学这面“诗情画意的镜子”如何“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正如恩格斯那些著名的论断,他盛赞《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得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重复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是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状况,文学并没有因为社会科学的兴起而失去其认识论的魅力或智识的品质。

只有当我们将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引入文学的视野,只有把文学视为一种认识论或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求知方式,将文学视为对世界的把握、对社会历史的认知,我们才会理解文学变迁的必然而非衰落的应然,对于当代文学来说,衰落的可能是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一代经典现实主义作家所完成了的叙事方式。那些被当作文学范式的改变或文学形式的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叙事技能,20世纪以来文学话语方式的变化就是一个包含着社会历史认知的论域。从最质朴的阅读经验我们也能够感知到文学叙述结构的改变,叙述人称的变化,多种叙述角度和多重叙述话语,在巴赫金那里这些被另一些理论概念表述为复调结构、多声部、众生喧哗以及狂欢化,当然也包括意识流小说所显示的范式偏离,叙事方式的变化不仅是文学流派与风格意义上的变化。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化的叙事方式已经先于文学范式而发生了根本转换,我指的首先是,现代社会里新闻业的兴起和新闻调查的兴起。我们知道在新闻调查里面,任何一个新闻事件或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都不可能只有某一个人以全知的话语方式来完成可信的叙述。对一个公共事件或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的讲述,需要不同的见证人或间接的信息提供者。从事新闻调查的记者需要探访现场并访谈尽可能多的知情者,他们需要了解众多叙述者才能完成对一个事件的间接讲述,人们不会轻易相信某个人——哪怕是当事人——关于某一个事件的叙述。人们会考虑某个叙述人或见证者所提供话语的真实性,考虑他与事件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及其可能采取的立场对其叙述的影响,人们还会将一种叙述与其他的叙述进行参证。作为一种社会认知方式的新闻调查不仅必然要有众多的叙述者,而且需要尽可能完备的记述才能建构出对一个事情的表达,也就是说人们不会相信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与传统的叙事方式相比一个更重要的差异是,这些彼此具有相关性的叙述也不会被安排进同一个构思好了的故事框架之中,多重的叙述不会遵循同一种意图,它们各自的叙述不但在所说的内容而且在言说方式上也存在着差异乃至相互冲突。在新闻调查的过程中,不仅有不同的受访者提供多重叙述,还有调查者对信息的收集、整理;不仅有情绪与充满激情的表达,还有质疑、评估和争议的话语;不仅有被叙述认知的一面,还有叙述话语的空白,而且它们不会轻易被一种“权威性”的叙述话语所填补,就像我们所经历的马航失联事件,无法逃脱的偶然性留下了永久的认知眩晕。对于新闻调查来说,它需要动用各种话语体系,需要组织各种话语样式。同样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任何一个司法调查或者一场庭审也是如此,也需要听到不同的人、不同声音的叙述,我们不会把某一个人的叙述当作真相的全部。事实上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全部的知情者,众多的叙述需要形成一个证据链,才能够满足我们对某一个案例的认知。在现代社会里,叙事及其叙述话语已经成为一种认知形式,一种求知方法。叙事是参与及解释人类事务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社会功能。认知、理解、判断,论证、质疑、审议,都需要叙述话语参与其间,叙事活动不是仅仅是文学独有的。相比19世纪全知叙事,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或许可以说发展了一种“共和主义”的叙事,就像日益增长的新闻调查和复杂的司法调查中的叙述,它们发展了一种“审议”体制下的叙事。这也是在复杂的话语“审议”体制下的求真叙事,一种基于寻求真相基础上的维护知情权和人的合法权益的叙事。长期以来,文学话语以其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详尽的生活观”培育了叙事,然而文学叙述也必须在叙事的社会功能发生变化的时候,更新自身的叙事话语。

事实上,不只是公共生活里的叙事话语方式随着认知方式的变化发生了改变,在私人生活里,人们同样也都不是个人生活的或自我的充分知情者。人们经历过一些事情,却并不知悉它的意义,人们有过很多记忆,却会逐渐淡忘,关于我们自身的记忆与认知有时并不属于我们自己,抑或属于他人。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实践感》里谈到一个事例,当他倾听了前来寻求解惑的人充满家庭隐私的叙述之后,他明白了人的真正困扰是没有谁是一个充分知情者。布尔迪厄说他突然意识到为什么20世纪的小说变成了一种多人称的受限叙述。

概言之,在20世纪之后文学放弃了全知全能的叙述,因为社会生活中的叙事功能本身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叙事话语参与并建构了社会生活的进程。在新闻领域,在司法领域,在精神分析领域,当然还包括历史领域的叙述,有时它需要最大限度地使用不同语言不同历史文献的证据,来建构对一段历史的叙述。它们都是漫长的文学史所发展的同一种叙事功能的不同变体。它们一方面源自有着漫长历史的文学叙事的启蒙,但在叙事的社会实践中,叙事不再沿着传奇或史诗所建构的话语逻辑,而是朝着现代社会自身所建构的理性、怀疑、论辩、审议的话语逻辑展开,并且无限地提高了叙述话语的心智品质。

文学无法脱离叙事话语的社会功能的改变而沿袭成规,文学是一种不断更新的认知方法,是一种在多样的话语体系中的求知方式。文学叙事方式的演化来源于深刻的认识论动机,但文学话语又不同于某一种特殊的话语体系,即不同于新闻话语或法律话语,或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话语。当多重话语体系如同群岛相互分离的时候,也就给文学话语的建构提供了自由。文学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话语。一方面我们同意巴赫金的说法,即没有分化(分裂)的语言就是神话;另一方面文学又要在分化的用语体系的缝隙里寻求一种话语的综合。这是因为文学不仅关系到对现实的“再现”,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学话语是对多重用语体系和话语样式的组织,文学话语的自由来自它对相互分离的话语样式或高度分化的用语体系的重新建构,一方面文学话语保留了在偶然性的情境中解释人的生活与事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维系着人的生活世界与受到损害或受到威胁的人类价值之间的联系。这正是人们在新闻调查中所做的也是在司法叙事中所做的,是在个人的微观生活领域以精神分析方式所做的,也是在宏观层面以历史性的叙事方式所做的。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传统的叙事里面多重任务的合并——转化、通报、证明、说服,等等——是被故事的展开的同一性掩盖起来的。叙事的有机总体化的性质使之不易被分析”②。而在当代以来的文学中,由于“故事展开的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的消失或弱化,呈现在文学话语中的各种用语体系之间的差异不会被故事所填补,它们同时呈现在某种“审议性”的话语组织里,就像新闻和司法领域的话语,它所激发的不是确信而是反思与判断。至此我们可以说,生活模仿了文学而又超越了文学。

在面对复杂的现实感将文学宣布为一种“次要的艺术”时,米尔斯是在将文学所曾经拥有的想象力转移到社会学的认知方式之中。他界定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方式几乎仍然是文学性的:对世界的认知不只是了解“我们周围的现实”,而是“戏剧性”地理解“周围现实”与“更宏观的现实间的联系”,因为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获得这种能力的努力往往耗尽了他们有限的道德能量。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对米尔斯来说,“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在这样的杂乱无章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社会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我们可以阐明男女众生的种种心理状态。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型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③在米尔斯笔下,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它能够描述个人型的焦虑或种种心理状态,又能够将它的表现置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这种想象力意味着将文学的感受力与社会学的认知融为一种新的理解力,它期待着人类理性本身在人类社会的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米尔斯所重视的不仅是能够厘清个人型的困扰和公众议题的心智品质,也是能够将生活情境置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的那种广阔视野。社会学的想象力更为注重的是个人与公众、情境与结构之间复杂微妙的联系,因此,“在回归到个人生活历程,历史以及二者在生活中的交织等问题之前,没有哪个社会研究能完成其学术探索的过程”。社会学的想象力旨在历史与生活的交织中描述个人生活历程,这意味着,生活的直观或形象的再现无法满足这一认知。显然在米尔斯谈到这一论域的时候,他所依据的是19世纪的文学经验,在托克维尔和泰纳的时代,或者在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时代,生活的矛盾和冲突还可以是直观性的。也就是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人和人之间直接冲突上面,但在20世纪,结构性矛盾不再是可以在个人型的焦虑或生活情境中直观的经验。就其主体性及其行为而言,抽象主体的重要性显然远远大于个人主体,比如经济行为主体或政治主体,作为公司或政党远比一个自然人更强大。其他社会组织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也比人格化的个人更强有力,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支配性力量。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无论个人的焦虑还是公众论题,都更缺少感性直观性,它们很难还原到个人之间可以呈现的感性生活图景。生活世界变得抽象了,决定我们生活的那些力量变得更隐秘了。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已经渗透了制度性安排或系统性因素,或者说结构性的要素作为不易觉察的中介深藏于个体关系之间,而人格化的冲突则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因而在米尔斯看来,(19世纪)文学的话语特性擅长处理人格化的冲突却难以处理结构性的社会历史主题。

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样一个议题上来,文学话语是否能够在这样一种高度分化的社会生活里,在多种话语的群岛上,在新闻话语、法律话语、经济学话语乃至社会学的话语之外,建构一种既高度分化又产生综合认知能力的话语?是否能够建构出一种复杂的“内心集语”(德里达)或对多重用语体系的自由组织(利奥塔)?或米尔斯所说的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而这些对新的用语体系所提出的认知要求,已在最具认识论抱负的叙事话语中显出一些端倪,社会学的想象力无疑也是文学的想象力所必须具备的:“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从政治学转移到心理学,从对一个简单家庭的考察转换到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预算进行综合评估,从神学院转换到军事机构,从思考石油工业转换到研究当代诗歌。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④这种话语既是文学性的,又包含着其他视野的话语;既具有分化的认知能力,又能够唤起内心深处的共情力。

事实上,伴随着叙事话语在社会生活中功能的改变,在现代小说里尤其是自20世纪后半期之后,业已出现了一种与社会学想象力相匹配的新的叙事类型,比如在《玫瑰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红》《哈扎尔辞典》等这样的小说里,文学正在通过获取“视角转换的能力”,尝试性地建构了这个时代里一种新的百科全书式的话语,这样一种具有心智品质的作品还可以向前追溯到《魔山》出现之际。而在近年来的中国文学中,业已出现了宁肯的组织多重话语体系的《三个三重奏》,李敬泽的既是散文、批评又是叙事话语的跨越文体类型的《会饮记》,和李洱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应物兄》,在急剧变化着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学正在成为一种重新建构的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图景。这些作品既拥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要求的“小情境研究”,又关注着将各种社会生活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既捍卫和表现着对人类价值的热情,又同时是一项“伟大的智力劳作”,它不仅“将细微的研究嵌入到刀锋般细屑且静态的时刻或某一极短的时段上”,也同时能够“将时间跨度扩展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且包括星期、年和各个时代”⑤。在认知方面,最优秀的当代文学与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的文学梦想没有区别,但在叙事话语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这样的叙事作品拥有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它还同时拥有神话学的想象力。因为文学不仅是诸种话语系统之间的转换或一种综合话语,也不是像其他专业话语那样分门别类地描述人类世界,而是要创造出个人与人类经验的连续体,它包含着从无意识、本能、欲望的隐秘层次一直到自觉的历史认知层面,包含着理性的心智力量和敏锐的感受力,以回应个人经验中幽暗的部分,回应人类事务中那些晦暗不明的时刻,并进一步释放出文学话语潜在的精神能量。

【注释】

①③④⑤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第16-17、3、5、244页。

②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78-179页。

(耿占春,大理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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