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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女儿》阅读风波:文学和女权启蒙的新起点?
来源:澎湃新闻 | 时间:2019年04月09日

  彩图注音版《海的女儿》。

  关于《海的女儿》与女权批评的探讨这几日风波渐息,作为儿童文学的性别议题研究者,笔者希望能借此机会,与读者一起思考文学的生产传播和阅读阐释中女权主义批评可以发挥的作用,在情绪化的抨击和对立过去后,能了解文学文本的多面性、女权主义批评的多种可能,并对童书产业中“重编经典”时存在的行业乱象予以修正。

  从文本语境出发,理解愤怒文学接受中形成的问题有必要回到文本本身加以考察。如果我们同意文学创作是一次次对人类能够通约理解的文化符号的征用和僭越,那么就不难承认,《海的女儿》确实建立在一个较为刻板的女性叙事框架中。

  难以见到天日的海洋水环境是常被文学写作者们征用的无意识象征地和母体子宫相关意象。这个隐喻联想在有经验的读者中最容易实现,因为越是阅读经验丰富的读者,越熟悉各种文化和文学符号的一般运用,而即使是阅读经验不丰富的读者,也能根据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想象出安徒生笔下水环境所给予的温厚的安全感和水波缓慢流动的舒适感,文学创作者的隐喻就是这样根植于我们集体共享的一套文化编码解码方式。读者译码的程度有差别,但文字符号中承载的那套信息多多少少还是被传递到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读者身上并被他们理解。

  在这个水环境之中,安徒生进而一笔笔加重女性的分量,海王几乎是缺席的,人鱼女孩们、智慧的老祖母、魔力的掌控者均是女性,如果说光是子宫的隐喻不足以让部分读者产生这是个“女世界”的印象,那么这些人物的性别安排就会起进一步暗示的作用,笔者不是指安徒生有意塑造一个女世界,而是客观上读者接收到的信息是——这是个阴盛阳衰的柔性世界。同时,它又与神秘、幽深、巫术相关——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较早些时候,被赋魅的往往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人类学研究显示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真正的女权社会,所谓的母系社会指的是社会关系而不是性别结构上女性必然占有统治地位,很可能也不是大规模存在的社群,父系制在历史中居于主流),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于不同于男性的女性肉身作出种种神秘化的解释,于是在许多文化脚本中,她们不是女神就是妖魔。

  这一传统不论在欧洲的神话体系还是在现实社会活动(如臭名昭著的“猎巫”行动)中都有着显著体现,而这种偏见在今日的文学创作和实际生活的性别认知中亦保留着演变继承的印迹,单从前者来说,现代写作者仍然乐于延用神秘女性的形象,只不过他们可能是出于讽刺戏仿或者预备赋予人物新的意义:在法国女权主义三驾马车之一埃莱娜·西苏著名的号召妇女写作的“宣言”——《美杜莎的笑声》中,这位女性主义者就刻意利用了“荒野女巫”的传统文化形象,号召女性自己书写自己、书写女性体验过的生活世界,填补被History、男性书写弃置荒野的那部分经验。女性的妖魔形象是东西方文学和文化传统共享的一套文化观念建构,而在《海的女儿》的生成地,欧洲读者(事实上中国的读者通过古希腊和罗马神话、《格林童话》等全球家喻户晓的欧洲文学文本也对其文学书写传统中水妖的形象有所了解)能更熟稔地联想到其文化传统中关于水妖形象的书写,从神话和《荷马史诗》中的塞壬到富凯的《温蒂娜》(Undine,又译《涡堤孩》),这大抵是一群以嗓音魅惑人类走向无名之地(有着明显的死亡暗示)、缺乏灵魂的女性妖神形象。

  暂离文学,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欧洲的哲学传统。从笛卡尔以降,在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现代文化建构中,在主体性的建构这一关键议题上,纯粹的精神、独立于他人的“超越性”的意志,长期占据着该议题的中心地位,肉身被与“灵魂”“精神”“思想”这样的概念相剥离,而这个体系长久以来又与“理性/感性”进而与“男性/女性”的概念绞缠对应,这些概念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文化印象中,影响着我们的认知。这个体系不只是由于其对应关系而过于僵化,还有着明确的等级秩序,“精神-理性-男性”这一组概念桥接一直是体系中更高的一级,也就是说它们是更接近于独立主体性的一组概念。

  回过头来看《海的女儿》,让人鱼失声、断尾这些情节之所以曾被女权主义者指出是对“女性”的伤害,并不是因为主角刚好是女性,根源在于这个故事建立在传统的书写框架之上:人类是万物之灵长——灵魂是其高贵的根本——幽深洞穴中的女妖不见天日(太阳、光明又是文化传统中非常典型的雄性符号)没有灵魂——这个框架是对启蒙叙事、欧洲或者说现代哲学传统结构的简单而陈旧的复制。从基础框架搭建上来说,安徒生并没有突破这个传统书写的象征秩序,他不是进行的解构写作,既然如此,拥有女权意识的读者为情节发展中女主角的主动失声、断尾感到愤怒并不是完全的无理取闹,因为他们有感于真实社会中男权文化运作下女性生存所承受的桎梏和自我阉割的惯常现象——它们常常以“爱情”和“自愿”之名进行,但因为我们本身处于一个性别不平等的文化社会中,所有这些选择其背后的“自由意志”是得不到保障的。故而说到底,这次微博母亲阅读风波的内在根源是女性在自身真实的性别体验基础上,对司空见惯的文化叙事、规训加诸的性别贬抑积压的伤痕和愤怒的一次宣泄,她看起来胡搅蛮缠的联想和不着边际的表达其实是普通女性基于其性别体验和对我们社会中共享的某些文化符号运用套路直感上的不满,问题不在于对经典叙事套路本身的质疑,而首先在于其对文学这一艺术形式本身认识的不足,将一个多向度的“高级文本”窄化阅读为单向度的低质文本。

  文学为何?“文学”是写作者精心设计的隐喻世界,这和是否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写作无关,这里的隐喻是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大修辞。文本的世界绝对不是对真实事件的简单描摹,而是抽象加工提炼组合的结果,负责任的写作者对选择哪些部分进入文本、以何种方式进入都经过仔细的考量。加工度越深,凝聚的作者匠心思考越多,作品的隐喻力越强而包含折射的内容层次就越丰富,引起读者对符号能指及其连接方式的联想生发和阅读快感就越深层,其审美价值就越高。高级文学作品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新鲜的、常读常新的隐喻(20世纪前半叶大盛的“新批评”流派对此有一个以小见大的精彩阐述——我们之所以不会意识到“桌腿”中包含了比拟修辞术、不认为这是文学的叫法,正是因为人人都这么用、用了许久,“桌腿”便成了一个已死的隐喻,它成为人类日常概念的一部分,失去了新的象征联结刚架起时带给我们大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的作用)。

  读者的阅读体验并不随着时代的转换和空间的挪移甚至翻译的优劣而有明显的削减,在此次讨论中,已有不少文章展示了《海的女儿》中所包含的各种向度的理解,笔者不再赘述。事实上,如果一个文本只剩下贫瘠的、明确的单个理解方向,那么这大概接近于最低劣的新闻写作、抗战时期的活报剧,可以这么说,理解向度越单一的文本越接近于“反文学”。如此反观我们许多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您发现某些文本的阐释空间特别明确,能得出基本确定无误的“道理”,那么不论作者多么有名,您都可以大胆地判断这些文本的价值是乏善可陈的。在艺术史论家贡布里希的眼里,这与“文明需要节制”联系在一起,好的艺术把读者的生物本能快感升华融入至更大的文明网络,人们必须付出努力才能欣赏高价值的艺术(而不是一眼就能看到底、一句话就能揭示出作品的主旨大意的文本),以获得“一种多样化的满足”。

  女权何为?而这次讨论的埋藏的不安因素在于,笔者在不止一篇考据女权批评的文章中看到作者们的落脚点都放在了“以女权批评一切”上,这样的归因过于粗糙,也是对女权批评实际应用的隔膜造成的。这些文章考据的内容集中于女权文论批评安徒生文本的一面,这仿佛给大众一种印象:女权批评的功能仅在于意识形态批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女权批评在历史上重新出土、发掘了一批旧日被埋没的文学作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对《小妇人》《幽秘花园》等作品的重新解读,“将这些我们认为竭力维护社会秩序的斗争故事转化成关于女性治疗和成功的妇女团体的故事”(丽萨·保罗语);伍尔夫亦因为女权主义批评的托举才被人们认识到是足以和许多男性现代主义作家平起平坐的写作者。

  女权主义文论还刺激、拓宽了一批作家的创作思路,开放、善于思考的作者如科幻小说名家厄休拉·勒奎恩便公开承认其接受了女权影响,她的“地海世界”五部曲可以说是其接触、怀疑、并最终接纳女权维度的思想演变“活化石”;尽管其《黑暗的左手》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性别解放的代表作,勒奎恩在2009年接受《纽约客》采访时却提到1968年作品创作时科幻界在性别理念上的局限和自己在设定上所受的制约,甚至还谈到自己曾对“理所当然的异性恋世界”想当然的接受。《焚舟纪》的创作者安吉拉·卡特虽然声明自己并非女权写作,但其对《小红帽》文本的几次颠覆性改写和《蓝胡子》的解构性书写中那些或张扬的主动的女性性欲望或对男权控制的抵抗,都是女性主义常见议题,其生发也与女权得以自由讨论的土壤、解构经典童话的女权思潮不无关联。放诸国内,葛翠琳女士的小说《蓝翅鸟》和其早年对民间童话的改写都带着鲜明的性别平等与解放意识,尤其是以农村女孩视角书写宗族父权社会的前者,其取材和表现都能看到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一脉的直接影响。

  回过头来看《海的女儿》,同样正是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另一向度上的文本解释,如指出文本中显著的姐妹情谊,联合同志文学批评深入探讨其中可能存在的LGBT义涵。在文学批评的历史上,这样的发掘和助推不胜枚举,而有了女权的解读(第二浪潮女权运动对经典童话的重读在各类意识形态批评重读活动中起着先驱作用),其他角度流派的阐释向度也受其启示,从而帮助读者从多个角度重读、理解文本,帮助更好地实现文本价值。这些最终都通向更解放、自由的思想,即“始于女权,而达于无限”。

  舆论空间与童书生产行业的乱象近两年来,公领域中女权议题的相关探讨呈现情绪化的趋向,议题讨论常常发展成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对立两方,这背后自然有文化管控等多重因素使然,本文不及分析,但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新媒体平台中掌握一定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和有能力撰文“科普”相关女权知识理念的作者更应注意自身言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提升自身专业能力的同时引导普通读者更进一步从多角度思考文学文本或社会事件,从对女权普及的长远角度作出考量:一方面避免止步于情绪化的宣泄,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须尽量减少自身对女权理论(文论)实际应用史的隔膜,避免因此狭窄化公领域讨论中女权批评的内涵——当前我们要做的恰恰是帮助读者提高对文学文本水准的鉴赏和判断能力,鼓励关心关注女性权益的读者更多地了解女权理论对某些文本的实际应用阐释情况,而不是对女权文学批评作狭窄化标签化后的整体劝止,这不是纸上谈兵的中立之言而正是基于当下文学生产传播的实际情况——必须指出的是,市面上供给儿童阅读的作品中(主要是接受文学生产制度审查从而本身其性别观就更倾向于保守固定、同时又在童书产业链经济效能驱使下被广泛推向市场的一些畅销的国内原创作品),有不少正是上文所提到的“单向度文本”,而其在性别角度上亦难以作出更丰富的阐释,假如将阅读事件中民众的不满因一次低质量的解读简单归因于“以女权批评解释一切”,笔者担心文化工业下各种畅销却含金量并不高的“单向度文本”将藉由类似的文化事件获得最佳的“挡箭牌”,在大众的理论困惑和对女权的误解与不满中豁免于应当正常展开的批评。毕竟,经典文本总是不缺少辩护者,但对当下国内芜杂的原创作品的甄辨,才是普通读者需要面对又缺乏专业“拐杖”的真实难题。

  最后要指出的是,理解母亲愤怒背后的原因不论何时都是重要的,而这其中除了真实的性别体验带来的伤痕之外,亦有着行业乱象导致的非常客观的事件缘由——童书生产行业存在多年却未被重视的名著滥改现象,出版社在童书业丰厚的经济效能驱动下放低改写者准入门槛,粗制滥造、胡乱删减经典,普通读者迷失于童书的汪洋中,阅读到的是不负责任的编写者制造的“洁本”,使得作品价值在“生产-接受”过程中蒙受巨大损害。这次《海的女儿》讨论中就有不少读者指出原po主的解读很可能是删减版带来的错误印象。然而,这一文本为众多读者所熟知,那么下一次相对小众的文本又该如何呢?

  

  总之,这次阅读事件暴露的问题是多层面的:是童书生产中一个必须重视、滥行多年的行业乱象——这提醒我们对经典文本的删减重整理应有所节制、规范,读者选择文本时也需多加甄辨,对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孩子,鼓励其阅读原作;是普通读者对经典文本了解的匮乏,对文学这一艺术体裁本身理解的不足;亦是女权相关知识普及和接受程度上的浅薄——几年前的新媒体平台带来的女权普及高潮让大众对争取、捍卫女性权益有了基本的觉醒,民众形成了一些基底的共识(如对“荡妇羞辱”的认识),鼓励沉默者“说出来”,鼓励被贬抑的女性敢于怀疑、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将使得那些长久被掩埋的不公和痛苦今天能被人听到且有希望获得改变。但如今我们是时候更坚定地往前走(而不是后缩)了,对文学文本和社会事件我们应当作出更全面立体的思考,不要被简单的情绪发泄捆住脚步;评论者则尤其需要加深自身对女权批评的学习和认知,更多地去了解民众“声音”背后的社会实际,避免作出简单的归因而对女权普及和公领域内合理的性别维度批评造成误伤——不妨将此次《海的女儿》阅读风波视作一次文学和女权启蒙的新起点,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不论是文学,还是女权,其最终指向的都是人类的解放和能更自由地飞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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