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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珈:如何做一名自由译者?
来源:澎湃新闻 | 时间:2019年04月09日

  记者王芊霓 实习生张艺怀 张晨阳

  2018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鱼翅与花椒》一经出版即引发广泛关注。英国作家扶霞笔下的四川风味活色生香,饮食制作过程妙趣横生,该书不仅深描了美食的美妙滋味、制作细节,还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提供了多元有趣的解释。

  曾有不少人误认为《鱼翅与花椒》是外国人用中文写成的作品,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本书译者的“隐身”及其翻译水平之优异。此书翻译也获得了《风味人间》导演陈晓卿、知名媒体人许知远等的广泛赞誉。

  何雨珈亦凭借此书获得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文学翻译的提名,奖项提名认为“她的选书和译作,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展示出一种清晰的自我判断与取舍的脉络,把她个人对生活的高度热情与更普遍的社会关怀结合起来。在每一次翻译的背后,何雨珈都尝试与作者建立强烈的共情,并且将其自然转化为对文字的感受力,以便将这种好奇与温度传递给下一位读者。”

  何雨珈从专职从事翻译伊始,四年间翻译了600多万字,其中包括了《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鱼翅与花椒》等非虚构类作品,也有《纸牌屋》、《伯纳黛特,你要去哪》等虚构小说。

  何雨珈的职业翻译道路也曾面临困境:家人对“自由译者”职业的不解,收入来源的不稳定等。在成为自由译者之前,她是成都某知名高中的英语老师,这是众人眼中稳定和体面的职业。好在,她终于凭借自己的坚定和努力,走出了一条自己满意,也受到业界认可的自由译者之路。近日,她的翻译新作《看不见的美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借此机会,澎湃新闻专访了何雨珈。

  【对话】

  “美国的非虚构写作虽有套路,但确实精品频出”

  澎湃新闻:你近日出版的非虚构翻译作品《看不见的美国》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何雨珈:这本书以细腻生动的女性视角,描绘啦啦队员、女卡车司机等一些人群,写出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幽微。里面写到的任何人,其实都是普通人,甚至是平时不为我们所关注的普通人。她去感受地下一百五十多米煤矿工人们的恐惧与喜乐;去了解北极圈以北油井工人们的过去与现在;她和采蓝莓的农人同行;和养肉牛的牛仔攀谈……她深入到各种各样我们平时根本视而不见的行业,去探询和了解,并检讨这个冷漠的社会,就像她在前言中说的,我们的冷漠,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答案也许会让所有人赧然。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你翻译了很多非虚构作品,从《东北游记》到《再会,老北京》,再到现在的《鱼翅与花椒》和《看不见的美国》,有些人评论这种外国人写中国的非虚构作品,里面的写法过于讨巧充满套路,对此你的看法是?

  何雨珈: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作品来看,《再会,老北京》是作者迈克尔·麦尔当时和女朋友谈恋爱,他们发现北京是一个特别令人感到忧伤的城市。大概半个月前和女朋友去过的街道,半个月之后就变了一个样子,特别是申奥成功后,大规模的拆迁更多了。当时他希望能够有一本书,讲述那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都去哪里了,但他没有找到,所以就干脆自己写了一本。《东北游记》是他的孩子出生了,那么美国是爸爸的根,东北是妈妈的根,这个孩子应该有两个文化的根,对吧?所以他想给孩子描绘其中的一个根,于是去东北关注农村生活,从四季到城市的历史。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是非常真诚和单纯的。但是读者会有这样的意见,可能就是因为作者看待事物的眼光,包括他们所记录的中国文化,和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我翻译他们的书,肯定对其中有些看法是不同意的,但是我的工作是要把它的原意传递出来。

  其实坦白讲,你看他们(尤其是那群经历相似的和平队出来的人)的非虚构作品看多了以后,会发现他们都是一条精品流水线出来的,写法都很类似,有观察者和融入者两个视角,抽离出来的观察和深入其中地方历史进行研究。读多了以后,你大概就会有“尽管这个地方我没去过,但我知道大概接下来作者会写什么”的感觉。但是我仍然很喜欢这条流水线,因为出来的都是精品,每一本都好看。

  翻译就算是背叛,也应一步三回头,尽力传达原文意蕴

  澎湃新闻:你已经在翻译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你现在对“翻译”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体悟吗?

  何雨珈:翻译到现在,我会觉得翻译是一步三回头的背叛。有一句话是“翻译即背叛”,翻译是很遗憾的,因为无法传达出源语言表达所有的东西,这很像背叛,尽管这个语气似乎有点重。我的感受是,自己在两种语言间穿梭,无可否认的是翻译必然无法准确体现源语言的感觉,但你必须回望它,不能舍弃它,站在作者书写语言的这边,即使作为翻译者你要背叛它。因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翻译难,翻译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而且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澎湃新闻:文学翻译常常提到的标准就是“信达雅”。你的翻译理念是什么呢?你有比较推崇的翻译家吗?以及你所厌恶的翻译是什么?

  何雨珈: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实在算不上专家,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对于翻译,我有自己的标准。首先就是,读不出翻译的痕迹,不应该有别扭的(翻译腔)感觉。第二个,站在理解原文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翻译应该传达原文的感觉。如果英语原文感觉是通俗易懂的活泼的,那翻译就应该活泼的通俗易懂的;如果原文是晦涩的,你的翻译也应该是诘屈聱牙的。

  在翻译中,我有很不喜欢的一些处理方式,例如硬将外国人名翻译成中国式的人名,因为外国人名是有自身一套体系的,不能用中国人名的体系去套。除此之外,我也不太喜欢追求过于有“文化”的翻译方法,比如把西方诗歌翻译成中国的古体诗。这拿我自己举例子,我以前翻译过一本惠特曼的散文集,我那个时候就是脑子抽了,硬把里面的诗歌翻成古体诗,尽管也有人会喜欢,但是我现在看了会觉得很尴尬,幸好销量不大。英语有自己的韵律,中文也有,为什么非要硬生生去套?

  英语喜欢押头韵,中文喜欢押尾韵,如果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当然很不错,但是像前段时间流行的,古风翻译英文歌词就极度糟糕,首先和原文不太相符,其次拿中文里的体系硬去弄,比如一首诗,就非常糟。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可以接受的,比如石黑一雄上海译文出版的系列,书名就都是“莫失莫忘”、“远山淡影”,我去听了翻译老师的讲座,我觉得他的翻译理念是成系统的,可以说服我的,是很有道理的。况且译者是不定书名的,书的标题翻译往往需要和编辑的沟通,编辑的权力会更大一些。

  说起我喜欢的译者,老一辈翻译家里我很喜欢吴劳,他翻译了很多经典,比如《老人与海》,是我们学英语的启蒙读物。一开始我年纪小,看海明威,就只知道一个淡淡的意思,就是这个老人好坚强,后来老师教授我们相关知识后,我再去看吴劳的译本,我才感觉,吴劳真的把海明威传达出来了,包括那种用词的干净简练,以及老人硬汉的整个风格。而且吴劳并不是单纯去翻《老人与海》这本书,他是看了海明威所有的作品,理解了海明威的整个人格,所以才能翻译得这么好。

  还有一位老先生是王佐良,大概初中的时候,我就看他翻译的培根,我觉得特别精彩,好奇这是谁写的文章。后来知道他是北外的教授,我就想考北外,不过后来知道他95年就过世了。但是他真的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仅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经典,英文诗歌翻译了很多,都很棒,而且他的研究做得也很多,英语文学理论建树很高,特别是在英国文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如果是比较新的,我很喜欢刘宇昆,不过这是中翻英的;陈以侃我也很喜欢,不过他的主要身份是书评人,之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后来也出来做自由译者和撰稿人了。

  澎湃新闻:你翻译书籍的类型很多样,对翻译的书籍,你会用什么标准来选择?

  何雨珈:一开始,我有什么书就翻什么书,因为我那个时候活不够。适逢《纸牌屋》的编辑问我要不要翻小说,尽管那时候,我的兴趣已经从小说转移到了非虚构作品,但我立刻说“要翻”,因为我很喜欢同名美剧。后来又翻了迈克尔·麦尔的一些作品,还有《鱼翅与花椒》,再后来又翻了小说《伯纳黛特,你要去哪》。这本虚构小说一开始是我朋友把原版从纽约带回来给我的,是很浪漫的故事,很美好的小说,我觉得是这本书找到了我。因而尽管现在我翻译的非虚构作品比较多,但遇到了自己很中意的小说我也不会拒绝。我一般会先看编辑发给我的样章,如果我觉得语言特别得合眼缘,而且时间上可以调整开来的话,我就会翻。

  现在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女性主义文本,我也会欣然去翻译,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在非虚构的写作者中,迈克尔·麦尔、何伟他们都是男性,但近日出版的《看不见的美国》的作者是女性。这本书的写作有不一样的深度,还有更为温柔细致的视角。它写了13个人群,以细腻生动的女性视角,描绘啦啦队员、女卡车司机等一些人群,写出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幽微。

  我很重视非虚构作品的翻译,除了有自己的喜好之外,还觉得非虚构作品会为一些人发声。比如有人提问说,关于死亡的文学作品,市面上流通的,包括我自己翻译的《当呼吸化为空气》、《最后的告别》,有非常强的中产色彩。我一方面觉得这是话语权的问题,没有办法;但另一方面,也期待非虚构作家能为我们描绘其他阶层的生活。

  除此之外,我对书有一些标准,比如这本书一定要是有营养的。刚开始的时候我翻过一些,比如《希拉里的领导力秘诀》,尽管这本书我在翻译中也积累了经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确实是觉得它的营养欠佳,里面有一些拼凑的东西。其次,语言一定要好。当然我也有遇到过,看样章觉得很有眼缘,语言特别好。但后面全部都是重复,全部都是不知道在写什么,这种我真的很痛苦,但自己挖的坑,跪着也要走完。至于其他方面,我对具体的领域和内容没有特别的挑剔。

  澎湃新闻:你翻译的书籍类型中非虚构的作品居多。请问在翻译这些非虚构的过程中存在些什么困难吗?又是如何克服的?

  何雨珈:我之前翻译过《鱼翅与花椒》,这完全在我的翻译“舒适区”内,她描写的内容完全是我熟悉的,而且我和作者沟通也特别多,她有微信,也懂中文,有时候她会用中文和我解释,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有的话就是特别容易饿吧,然后长胖(笑)。但是《看不见的美国》里面涉及了很多美国文化的东西,作为美国人写给美国人看的作品,很可能身处文化之中的人才能明了其中况味。比如其中讲到了美国三条移民的线路,作者将其描摹比拟成河流。起初我以为作者写的真的就是三条河流,但一直查不到是哪条河流,后来我查了美国移民的相关文献,并查到了作者的email,然后发邮件向她请教确认,才最终将此问题确定了下来。这也是我喜欢非虚构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的作者都活着,而且很好联系。

  除此之外,《鱼翅与花椒》写的是中国的事情,我可以和作者商量如何将它翻译得更适合中国人阅读,在英文原文中,解释了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名物,例如苍蝇馆子等,这些我们在中文版中就不必解释,可以翻译得更为本土。换而言之,这本书的翻译可以做一些比较自由的规划。然而《看不见的美国》一定会带上美国文化和语言的感觉,这种情况下无法规划翻译,在翻译时,我肯定想尽量保持“美国味道”,但又不让中文读者看着太晦涩,不顺畅,所以我一直字斟句酌,在翻译中不断考究语言。其实《看不见的美国》是在《鱼翅与花椒》之前翻的,那个时候不太成熟,当然现在也没有很成熟,所以在翻译完《鱼翅与花椒》之后,我又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并改了曾经不成熟的翻译,但有些不成熟的痕迹我没有改。这些处理改动,肯定有些读者会很喜欢,有的不喜欢。我很希望听到读者的想法。

  但这些困难,包括翻译《看不见的美国》时遇到的障碍,对我而言都不是困难,而是乐趣。例如,本来我不清楚“三条河”,然后当我把它查出来的一瞬间的过程是很开心的,查出来的那一刻真的好有成就感!

  一场车祸成为自由译者的契机

  澎湃新闻:本科学英语,研究生学新闻你是因何契机开始从事笔译的?

  何雨珈:我本科毕业遇到车祸,躺在床上开始翻译书(我认为那时候笔译生涯就算开始了,那时候翻的是一些女性主义小说),之后我去港大读书,遇到了迈克尔·麦尔,他是我们的老师,我很喜欢他,于是港大毕业后翻译了他的《再会,老北京》,这是我笔译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开始从女性小说转向非虚构作品。和迈克尔一起在北京宣传《老北京》,恰好《纸牌屋》的编辑也参加了一场发布会,他找到我,希望我翻译《纸牌屋》。这本书虽然我翻译得不算很出色,但这算是第一本畅销书,让出版业更多人知道了我。

  尽管最终没有从事新闻行业,但我仍认为,我在新闻专业的学习,有诸多重要的收获。第一个收获,虽然听起来冠冕堂皇,但确实如此,就是新闻使我更多关注纪实类作品,非虚构类的文字。在新闻专业读书时,我很喜欢非虚构的特稿写作,还喜欢描绘城市的书籍,例如乔治奥威尔笔下的缅甸,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以及何伟的《江城》。我很早就开始阅读何伟的书了,不仅关乎其内容,而且还和他特殊的文字笔触有关。在我读书时,我们会把他的作品作为重点材料加以阅读。第二个收获是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新闻,不喜欢那种过于实在的感觉,以及新闻业中“我”和“采访对象”的“工作关系”。

  澎湃新闻:港大毕业以后你做过一段时间老师,那又是什么契机让你下定决心做一名自由译者?

  何雨珈:一开始我回四川后,我爸妈觉得做自由译者特别不靠谱,就一定要让我找一份五险一金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成都某高中当老师了。我非常喜欢上课。我全心全意地和学生们分享关于英语的知识,学习语言的方式,他们也给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会试着去告诉他们,语言不只是工具,更是打开一个新世界的途径,让自己可以用新的方式欣赏、看待这个世界。但除了上课以外,可能因为我比较自由散漫,体制内的其他方面就不太适应,所以就和家里人磨,最后还是辞职了,开始了我自由自在的译者生活。不过直到近一段时间,父母看到了外部的赞扬,才觉得自由译者是一个ok的职业。

  澎湃新闻:自由译者的生活会孤独吗?会不会和你想象的生活有所不同?会不会有缺少社会关系的问题?

  何雨珈:此前我从未想象过自由译者的生活,我是因为车祸才开始做翻译的。有些自由译者老师很沉稳内敛,但我很喜欢在人群中插科打诨,而当我读到好文字的时候,我会特别激动,打电话发微信语音给朋友分享。在我翻译《鱼翅与花椒》的时候,我在家特别安静,全身心沉浸于其中,我先生在旁边看书陪着我,有时候我会对他说:“这里写得好棒啊!”“这里翻译得真棒!”所以可以说,翻译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躲在作家背后,身处非常安静的角落,工作时我觉得特别充实,不会有孤独寂寞的感觉。躲在作家背后的安静角落和我热爱表达,这并不矛盾,我很喜欢这两个可以自我调节的我。此外,因为我比较开朗,我会为自己喜欢的书吆喝,出来抛头露面,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它们。

  不过我日常的状态是一个人在家中待一整天,这种生活的比例更高一些,而且我也更愿意待在家里一整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自由职业者这个群体。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需要有意思的朋友,刚刚你说到的“缺少社会关系”的问题我自己也有注意到,所以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趣味相投的朋友圈,这个圈子其实特别小。但是如果你让我在职场,可能第二天我就受不了了。如果让我在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整天,和待在家里翻译一整天,这两个中做选择,我会觉得出去和朋友玩更累,我更享受自己在家里翻译书。但我也有自己的表达欲望,可以和一拍即合的朋友分享。我现在想说,这是我主动选择的生活,把社会不好的一面屏蔽了,能够拥有这个权利是特别幸福的。

  澎湃新闻:有些读者对翻译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对你的翻译提出严苛的批评,对此你的看法是?比如对《伯纳黛特,你要去哪》,有些读者认为翻译中出现了过多的网络用语。我也查阅了一些对这本书的评价,有一些人会觉得活泼过头了,有些人会觉得很可爱。

  何雨珈:但是这个小说英语原文里面,就有很多的网络语言,比如很多缩写。比如LOL我能翻译成“大笑捶地”吗?有些地方说“cute”,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说出来的,肯定要说“很萌”啊。根据语境经常需要网络用语来翻译。甚至有些人认为我的翻译太跳脱了,语气词太多,可是实际上我当时读到的感觉就是很活跃的,而且我认为翻译应该把自己读文本时候的感觉传递给读者,所以我这么处理。尽管我每次都尽力将自己的感受传达给读者,但对于翻译,我永远都会觉得有遗憾。虽然我一直强调译者应当隐身,但同一译者,读同一本书,在不同的阶段,感觉还是会特别不一样。比如翻译选词,在翻译的那个时间段,你所有的选词都是在你所熟知的词汇里面抓取。但是如果你交稿之后,你又读了其他的书,或者又有了新的感受,就像我经常在家里突然意识到了某个地方翻译错了,或者是某个地方理解错了,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我可能对某个原文的理解更为精准了。

  读者的爱好众口难调,但我一直坚持两条标准。首先,我希望尽量传达我读这本书的感觉,至于读者是否喜欢我读到的感觉,我有时管不了那么多;其次是我希望自己翻译出来的作品有中文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被中文读者所接受。翻译过程中肯定无法逐字翻译,因为中英文在语序用法方面毕竟有很大不同,所以我更希望自己的译文读起来流畅生动,这是我理解的信达雅中的信。

  说起评价,让我最开心的评价是,有读者说“一开始我以为是用中文写的”,或者有些人不太注意译者,他会直接说“作者写得真好”。早先有人评价《纸牌屋》说像机器翻出的,那一刻真的好难过。还有《伯纳黛特,你要去哪》的评价里,有人说“看到何雨珈的名字就知道我不会喜欢”。如果是三四年前,我肯定会很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会转念一想,既然我已经成为别人非常讨厌的译者,那说明我还是积累了一定的作品的嘛,能让他非常讨厌。

  现在我更害怕在意的是,被读者揪出硬伤,比如没有任何解释余地的错误,比如别人写240万,你翻译成24万。因而对于那种特别认真读了文本来讨论的,我只要看到,都会很认真地接受、回应,从而促进自己,避免下次类似的错误。

  澎湃新闻:你能不能给其他的自由译者一些建议,或者是有什么自己的个人分享?

  何雨珈: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我接触的自由译者都是很热爱翻译的。如果一定要给的话,首先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权益,有问题直接和编辑交涉,不要受欺负。如果还没有争取的资本的话,那就先默默地翻。其次就是要做自己开心的职业,如果你觉得自由译者不开心,对物质生活有要求的话,那么可以考虑换一个职业。最后就是一定要自律,要有固定规定的时间。我一般上午从五点半开始翻译工作,保证四五个小时的翻译时间。下午的话,如果有朋友约我,我会出门活动。在保证上午翻译时间的情况下,下午和晚上我会灵活一些,如果一天都在家里的话,那我就会不停地翻译。

  对我而言,做一名自由译者,并不是在所谓的“坚持”做某个工作,因为喜欢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刻意坚持。而且我的经济压力一直不太大,我对物质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此外,我和编辑的关系也很好,我会把他们当成朋友,平时交流很多,比如互相推荐书。在需要译者的时候,他们也会想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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