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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黑:两个“社区”与朝向自由的列车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9年04月10日

文/吴天舟

王占黑,1991年生于浙江嘉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已出版小说集《空响炮》《街道江湖》。2018年获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 王占黑笔下的“社区”,一个是星布着幽默和游乐、义理和温情的世界,是“街道英雄”们耀武扬威的地盘;另一个则是房子车子钞票主宰的“社区”,颓败的味道氤氲开去,经济的逻辑让英雄虎落平阳,成了一摞没有用处的反英雄。王占黑的故事,就在这两个对极的“社区”的相克葛藤间散射出每一篇独自的灰度。

王占黑写“社区”,似乎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然而,“社区”又是什么呢?是一个有着具体的地理方位、切实的生活成员的实际空间吗?不,它首先是一个语言化的构造。进一步说,这一构造又可大致分出两个彼此对立的层面。换言之,所谓的“社区”,其实不妨视作两个互斥的“社区像”饱含张力的动态复合:其中一个是充满生气的“社区”,是有着家族和工厂这一双重共同体的羁绊,星布着幽默和游乐、义理和温情的世界,换言之,是“街道英雄”们耀武扬威的地盘;另外一个,则是房子车子钞票主宰的“社区”,颓败的味道氤氲开去,经济的逻辑让英雄虎落平阳,成了一摞没有用处的反英雄。说到底,英雄与反英雄,无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王占黑的故事,就在这两个对极的“社区”的相克葛藤间散射出每一篇独自的灰度。然而,如同历史进程所印证的,后一个“社区”投下的阴翳日趋浓重,第一个“社区”的英雄们到底不得不陆续谢幕了。在已出版的两部小说集中,王占黑记下了他们往昔的吉光片羽。她有时化作孩童,有时则是个谦逊的讲故事的人,这样的书写姿势是抒情性的,当然也是主观的、人工的,可对于王占黑本人来说却又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她的原点,而没有原点,也就不会有今后的旅途。

其实,孩童也好,说书人也罢,这样的书写姿势本身便足已说明王占黑和她笔下人物的差异。她既不是第二个“社区”里埋汰日子不况的阿姨妈妈,也不是第一个“社区”中她所亲昵的叔叔伯伯,她懂得后者那些不易察觉的点滴灵光,却不会也无法回避前者强悍的现实基础,她被“社区”的鲜活经验灌满,却终非那厢真正的住民。我以为,在理解渗透在第二个“社区”中的资本逻辑对于生活无孔不入的支配前提下,如何在当前从脚边去实现朝向第一个消失着的“社区”中英雄精神的复权,是王占黑小说的志向所在。而一旦怀揣这样的志向,无论多么贴着人物写,无论多么熟稔地调用吴语方言,均让我无法将王占黑划入那类咏叹命运无常、物哀人生几何的世情小说谱系,在小市民外衣的包裹下,内里难掩的是她善良、谦和、开放却又纯正的知识人本色。而这也终要将王占黑引出“社区”的大门,毕竟,第二个“社区像”,无法单纯视作“社区”本身的问题,在“街道英雄”看守的大门外,资本的力量早已赫然横行无碍了。

于是,有了《小花旦的故事》。这个中篇是王占黑目前分量最重的作品,确实可谓其创作承上启下的标志。主人公阮巧星拥有数个不同的称号,而每一种称号又代表着他的一重身份、一个时空坐标、一种主体在世界安顿自我的方式。因此,从“阿星/小花旦”到“阿巧/巧巧美神仙”的蝉蜕,不仅在空间上呼应了其从“社区”到上海再到南方的神龙摆尾,在时间上也辐射出第二个“社区”吞噬第一个“社区”的历史境迁。由于特殊性向的另类体验,阮巧星早早勘破第一个“社区”的共同体并无法真正共容于“同”,难以消弭的排他性使其毫不留恋地与之挥别。然而,不同于一些以少数群体为题材的作品,王占黑并未在阮巧星的性取向上做太多缠绕,相反,她清醒地看到,将阮巧星从“社区”中挤出的排他性也阻碍着其在新天新地扎下根来。钞票面前人人平等,兄弟姊妹因此翻脸,同性圈子亦难免俗。因此,如果不超克淘汰“街道英雄”的资本逻辑,对于人性彻底的解放仍无从谈起。阮巧星不属于“社区”,在“社区”以外的世界也难觅得归宿,但恰是这份无凭依性,在否定的意义上,他反倒指引着通达自由的方向。

不过,真正要负荷践行自由之任的却并非小花旦,而是小说的另一个主角“我”。王占黑笔下通常充当观察员的“我”,在这则作品里第一次占据了与“街道英雄”平起平坐的重要位置,而附载上少女的成长故事,也确实让小说的气象焕然一新。与小花旦游荡人间的轨迹重合的,是“我”对于世界认知的扩大。发型改变,性别意识觉醒,“社区”里的细姑娘飞入大学,又滚进社会,现代都市的新鲜与新的困苦与“社区”一样,融为“我”无可替代的血肉。而与此同时,“我”和小花旦的关系也相应重构了,他不再是那个承载着“社区”的职责,替父母照顾“我”的长辈,而是成为“我”的对话者,成为一起探访城市肌理的友人,成为了他自身。不过,若想实现此番转换自然不会容易,是以,“我”仿佛总在被小花旦牵着鼻子走,而每当小花旦将“我”带入他的圈子,又总会给我的直觉以眩晕般的冲击。定海桥昏暗屋子的恐惧、人民公园火苗般舞蹈的恍惚,不仅是这群都市候鸟们生存处境的外化,也同时是更新被“社区”所形塑的“我”的感性必然途经的曲折。几次三番,终于,在“我”的身上,小花旦的“眼睛”留下了。

但仅是这样还不够。“我”的成长,依然有待一场更为沉痛的试炼,那是父亲的病与死。父亲或承担父亲功能角色的逝去,本是成长小说里常见的元素,王占黑自己也非初次触碰。只是此回再写,病与死却撑出了以往未曾抵达的宽广格局。首先,是“海宝”的发现。在父亲的病房里,“我”终于顿悟了小花旦多年来的孤独经营。在这个时点,这个被死神时刻威胁着的空间,床上的父亲与相片中的“海宝”被交叠到了一起。这是“社区”的凋落与“社区”外时间暴力的汇合,情感的洪流击穿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墙垒,“社区”的故事,也同时属于都市,属于现代性笼罩下的每一个个体;其次是死亡的意义。通常,死亡大多意味着同过去的断绝,可在这里,死亡却同时是一次升华,父亲的肉身化为记忆,走入梦境,不再可触可感,却依旧坚韧地和“我”共在。王占黑没有切断她同第一个“社区”情感上的牵连,她只是明白,对于其精神的承继不应以加固既存实体的方式被展开,它无法借壳上市,而必须去要求一项对于自由的全新发明;然而,她的理想又同时是拒绝高悬的。父亲过世后,“我”和小花旦的距离却吊诡地不远反近,先前一边倒向小花旦的天平终于第一次接近对等。“我”开始懂得他那些闪烁其辞的秘密,并逐渐将“社区”和都市、过去和当下,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故事全盘吸纳为自己的语言。属于“我”的,朝向自由的列车开动了。

是以,小说的结尾读来才会显得如此壮阔磅礴,对于王占黑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生长于“社区”的少女,开始准备领受“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使命了。她搭上作为现代性象征物的列车,收入眼底的却是满满的往事旧物,她会满身疲惫,却绝不丧气颓唐,因为来自无穷远方的无数人们会给予她力量。何况,在远方等待着的,还有那个曾经的“信使”,那颗熟悉却又是簇新的“游泳头”——无数次和父亲一起打理,这回却只有一人份的“游泳头”。当然,远行终有归来时,恭候回返日常的王占黑的到底还是鸡零狗碎的生活。和“社区”的小天地相比,这个资本统摄的世界更错杂更缭乱,而继续整理自身的“社区”经验也还尚须一番咀嚼辗转。王占黑不是急若星火的书写者,她动情的笔致下暗含着理性的头脑,宛如流水搬运沙石一般,她小小的文学世界正默默地变异着。其实,她是不需要额外的议论、解释或催促的,她所需要的,只有平和的环境以及时间自然的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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